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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

文 | 王瑞锋

张海超觉得自己像公交线路上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反复抽打，陷入死循环。他要给自己买药续命，爹娘就没钱买药，不给自己买药，自己会很快死亡，爹娘和女儿更没人照顾了。

2018年7月10日，河南新密。张海超坐在家中的院子里，给记者讲述“开胸验肺”后，自己生活的种种不易，几度落泪。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37岁的张海超在为一只肺打工。

他驾驶一辆公交车，每天在河南新密沿着城乡29站地往复循环来回8趟，行程248公里，工作超过12个小时，能换来160元薪水，和一沓数目不定的一元纸币。

这些收入艰难维持一只肺的运转。肺是别人的。9年前，碎石工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胸膛中的肺粉尘弥漫，用近乎悲壮的方式开胸验肺，最终换来了120余万赔偿金，成为中国开胸验肺第一人。5年前，为了延续生命，他花了一半赔偿金进行双肺移植，代价是终生服药。

他成了这只肺的奴隶。这只替张海超呼吸的新肺，每日需要消耗200多块钱13粒药丸来抗排异，一旦停药，他将呼吸衰竭而死。现在，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赔偿金，又负债60多万。

张海超形容自己是“用钱来续命”，而续命的钱，又是拿命换来的。

命运就像公交车，张海超始终是那个没座位的人。

所有的开支，全指望这一辆公交车

和平时一样，早晨六点钟，张海超不用定闹钟就能自然醒来。移植的肺时常和自己的身体打架，他只能通过咳嗽来安抚彼此，即便是在梦中。

2018年7月8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儿小雨。洗漱只用了十分钟，张海超钻进雾气中，匆匆赶往矿务局南站的公交场站。

发车时间是7点45分，今天他的发车排班比以往晚了近一个小时。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享用一份早餐，两根油条，一碗粥，不到五块钱。若在以往，他必须把车开出一个来回，在车站门口用一分钟时间买早餐，再用一分钟时间吃完。

十几分钟的例行车检后，张海超脚踩油门，驾着2路公交车上路了。他身材消瘦，套着一件看起来油渍渍的白T恤，安全带斜耷下来。

2018年7月11日晚9点多，河南新密，在一个公交站前，张海超正在等乘客上下车。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2路公交是一条繁忙的线路，途经乡村、农贸市场，也经过大商场和医院，乘客有进城的农民，也有上班族和退休的老人，全程15.5公里，一个来回要跑大约一个半小时。

张海超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开公交车这份工作。肺移植后，医生建议他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避免感冒和呼吸道感染，不然随时会夺去他的生命。

他在车上备着整包口罩，雾霾和柳絮飘飞的时节，随时掏出戴上。但咳嗽常年不停，这使他看起来总是鼓着腮帮子，面颊黑红。

“市中医院到了，有下的吗？”公交车上没有报站器，每到一站，张海超扯着嗓子喊。

市中医院这一站，是他最不愿停留的地方。2013年张海超做完肺移植手术后，紧接着母亲中风偏瘫，在市中医院住了8个月，花了10多万，手里的赔偿金只剩了40多万。

张海超的父亲正在磨镰刀，其半身不遂的母亲坐在过堂下休息。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日子总要过活，他借了20万，加上剩余的赔偿金，买了这辆公交车，“一个乘客一块钱，就算遇到不给钱的，才一块钱，也不至于赔本。”张海超盘算着。

2015年底，张海超的公交车油改电，这样可以节省油费，但改装需要钱，他只能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的时候，同事出于好心跟银行求情，说我是换肺的尘肺病人，家庭困难，能不能申请减免手续费。银行说酌情考虑一下，然后就不贷给我了。”张海超说，不得已，他以朋友的名义贷款18万，自己作为担保人，分期三年，每月偿还5020元。

他一个白天收入160元，夜班2个多小时，好的时候收入100多，差的时候三四十元，但无论拉多拉少，夜班的票钱都是自己的，每个月大约收入五千多。

但对他的家庭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母亲中风偏瘫，父亲脑梗，两人医药费每月一千，自己每月药费七千，女儿就要上初中，也需要钱，尘肺病换来的赔偿金早就耗尽。

所有的开支，全指望这一辆公交车。9点12分，张海超跑完一个来回，他有9分钟的休息时间，填表，签字，9点21分，发车。

10点47分，第二个来回跑完，车停进公交场站，他下车飞快地跑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准备吃药。吃药时间已经迟了快一个小时。

张海超收车后在场站的水龙头前洗手洗脸，换过肺后，肺很脆弱，容易被感染。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张海超服用的药不能间断，这是抗排异的药片，可以使别人的肺和自己的身体和谐相处，早十点和晚十点各一次，一旦停药，他将呼吸衰竭而死。去年春节，一名肺移植病友认为春节吃药不吉利，大年初一初二停了药，竟不幸去世。

“这几片药，能顶咱一天工资。”张海超开玩笑。一粒药确实太过珍贵，有一次，他吃完药，身体不适发生呕吐，他恨不得从呕吐物里扒拉出药片，再吃下去。

他觉得自己像公交线路上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反复抽打，陷入死循环。张海超要给自己买药续命，爹娘就没钱买药，不给自己买药，自己会很快死亡，爹娘和女儿更没人照顾了。

整把的药塞进嘴里，咕咚一口水，愁绪戛然而止。又要发车了。

张海超手里拿着当晚要吃的药（少了一粒）。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正值中年，已经穷途末路了

11点04分，上午的第三趟车发车了。

天气阴沉，雨后还算清爽，摄氏27度。车外雾气缭绕，张海超开始咳嗽。

他恐惧一切粉尘碎末。当年，他是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公司的破碎工和压力机工，把几十公斤的硅石抱进破碎机，硅石变成直径一毫米的微粒，微粒弥漫着整个车间，两米内都看不到人。硅石是黄色的，他吐的唾沫也是黄色的，鼻孔、耳孔塞满黄色的粉尘，直到肺里也是，他的肺慢慢变成一颗尘肺。

得病，证明得病，开胸验肺，换肺，一切都由此而起。他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念书，哪怕老老实实种地，在人生这趟公交车上，张海超错过的那一班，再也等不来。

他拧开头顶的风扇，驱霾似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后村到了。”他喊道。

2018年7月11日晚9点多，张海超正在开公交夜班车。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稀稀疏疏上来8个乘客，7个老人，只有一个年轻人投币。在新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办一张老年卡，就可以免费不限次数乘车，每辆公交车一天获得60人次老年人乘车补贴。

公交车司机们不喜欢老年乘客。老年卡只是亮一下，不用刷卡，一些不够岁数的人办一张假证，司机们也难辨真伪。张海超一天能拉四五百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不用投币。

后村附近有农贸市场，蒜苔打折的时候，或是商场搞促销送一袋盐，吸引着城里的退休老人，他们乘坐公交车结伴而来，再乘坐公交车结伴而去。有司机曾拉过47名乘客，其中45个老人，只赚了2块钱。张海超曾一次拉过18个老人，老人们听说后村的蒜苔比别处便宜三毛钱，来到之后发现蒜苔卖光了，坐上张海超的公交车回去。返程的时候，老人们听说蒜苔又有了，正好又坐上张海超的车，来回两趟，一分钱没挣到。

曾有司机见到老年人路边招手，又恰好没有乘客下车，一脚油门就开过去了，回程的时候，老人带着亲戚朋友把这辆车截停，投诉，讨要说法。

张海超不这样，一来家家都有老年人，二来他懂得低三下四换来片刻的喘息，避免跟所有人发生争吵。

公交司机的工资大部分是一块钱的纸币，银行嫌麻烦不收，张海超急着还贷款，带着5000多张一元纸币，他跑了十几家银行，排队领号，给银行业务员求情说好话，跑了一上午，耽误了开车。若是搁以前，他会找出法律条文，跟银行讲道理，再不济就投诉，现在不了，“没用，更浪费时间，还不如多拉趟活。”这个中年人说。

2018年7月11日，河南新密建材城2路公交车司机休息室内，司机们的报班表。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每年，司机给公交公司缴纳一万多元的管理费。张海超跟车队领导求情，缓交或减免他的管理费。但是今年，新来的领导没有同意，缴不上管理费，公司扣发了他的油补和老年人乘车补贴。

张海超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相信勤劳致富，起码以前信。在振东公司他干破碎工，那是最累最苦的活，直到他呼吸乏力，咳嗽不止，肺变得石头一样坚硬。“得尘肺病的都是最勤快的人。”他说。

现在开公交，没日没夜地转，“年前零下13度的下雪天，我都没休息一天，尽管我努力地活着，还是开始绝望了。”

挣钱是一块一块地挣，花钱是成千上万地花。一个月前，他给女儿交完辅导费，用信用卡还贷款，卡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抗排异的药还能维持不到一个月。他不知所措，坐在老宅的核桃树下，偷偷抹泪。

几年前，他可从来没流过眼泪。哪怕死他都要爬上手术台，肺部活检，开胸之后的几天，就算疼得“嗷嗷叫”，也不让医生用止疼泵。

现在，他正值中年，已经穷途末路了。

我是尘埃里的一粒微光

司机们的午饭，一般都是一碗面条，捞面，烩面，汤面，临近的小饭馆里送过来，量大，实惠，10块钱一大碗。

12点28分，第三趟车收车。今天，张海超有30多分钟的时间吃饭。天热，他要了一碗捞面，在车上打电话预订，捞面没有汤，凉得快，车到站，面也坨了，和两个司机师傅在值班室一起吃。

张海超在公交车司机休息室内吃午饭，午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一个司机师傅燃起一支烟，赞叹张海超的勤奋，感慨他的不容易，“一家四口三个病号一个学生，全指望他开车。”

“海超的肺不能闻烟味。”有人说。

“在通风的环境下没事。”怕是让同事难堪，张海超赶紧打圆场说。

中午，一个打工者给他打电话求助。这名打工者在北京的医院确诊是尘肺病，但老家的省职业病诊断医院迟迟不出诊断，一直拖着，他问张海超怎么办。

“去卫生局投诉。”

“投诉了多少遍了，人家不管。”

“行政起诉，就是打官司。”

“打官司时间太长了，我怕官司赢了，我活不到那时候。”

张海超无可奈何。

下午仍是三趟车。

开车的时候，电话经常响个不停。总有全国各地的尘肺病人打来电话，向张海超咨询。午饭间隙，或者休息的时候，他会耐心地回电。2011年，张海超成为一家公益组织河南负责人，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咨询，捐赠制氧机，助学。他还创办了“张海超尘肺病防治网”，免费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服务。

有律师找到张海超，让他介绍案子，官司打赢了一起分钱。张海超拒绝了，“患上尘肺病就家破人亡，怎么忍心挣他们的钱。”

几年来，张海超接到过2000多人的电话咨询，胜诉了100多人，自己探访了500多尘肺病人，也见证了400场死亡和告别。

6月22日，是开胸验肺9周年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多，张海超发了一条朋友圈，“开胸验肺事件经历了9年，考验了社会，结果是让人失望的。”

发完后他有点后悔了，觉得不该给尘肺病人传递负面情绪。他的微博、朋友圈久不更新，就会有尘肺病人打听，“海超是不是不在了？”

“他们把我当成是精神支柱了，尘肺圈子里会说，你看，张海超是尘肺病，赔偿也拿到了，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张海超说，就连离婚，都跟病友瞒了半年。

“我只是尘埃里的一粒微光，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希望。”但更多的时候，失望占了上风。

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女儿怎么办？

晚上7点，夜班车发车。

天色渐暗，直至夜幕无边，行驶在城郊道路上的2路车像一栋明亮的房子，张海超是房子的主人。车窗外，透过光线，尘埃飞扬。

屏峰商场这一站是小城热闹所在，这里有商场、电影院，女儿琪琪最喜欢。张海超的女儿今年12岁，暑假过后开始上初中。2012年离婚后，张海超独自一人抚养女儿。他并不埋怨前妻，“得了这病，让她看不到一点希望，谁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拉扯女儿不是一件容易事，怕她冷了，怕她热了，怕哪一天自己突然不在了……张海超眼下的烦恼是，女儿蹦蹦跳跳个子长到了一米六三，以前买的童装统统穿不上了，衣服要重新买。张海超不擅长砍价，屏峰商场有两家衣服店不用讨价还价，他捡几十块钱的买。

张海超正在厨房里做午饭。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买完衣服，还可以带女儿看一场电影。不过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去年暑假。

最近有朋友给他推荐电影《我不是药神》，张海超没舍得看，也没时间，就用手机看影评，“电影里的病人，起码吃上药就能活，尘肺病是不可逆转的，是人跟时间和金钱赛跑，跑赢的不多。”

换肺时，他要吃一种药，一瓶一万四，有病友给他推荐了印度的药，一瓶八千，他没敢用，“当时病友没说清楚，说是印度山寨的，以为山寨的就是假的。”

荣域福湾站到了，女儿上小学就在这一站。隔三差五，张海超给女儿送衣服，送吃的，把公交车停在站牌前，跟乘客说声抱歉，女儿往这跑，他往那跑，一分钟一个来回，再气喘吁吁地开车。

2012年时张海超感觉时日无多，曾为女儿寻找代养。20多个家庭找到他想收养，但都没有谈成。

“孩子大了，有品性，有记忆，很多家庭都希望收养婴儿。”张海超说，没谈成，另一个原因是，他舍不得。

可说不准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女儿怎么办？

他要让女儿接触真实的世界。他带女儿一起探访尘肺病人，让女儿拍照，记录，一户人家的窗户是塑料布做的，女儿从没见过，“比我们还要可怜。”琪琪说。

等女儿上完辅导班，张海超打算让女儿跟他跑公交。“我几点起，她几点起，我几点下班，她几点下班。就让她感受感受，不好好学习，命运会很悲惨。”

有一天，张海超发现女儿在网上偷偷查阅自己的报道，他五味杂陈，觉得女儿长大了，又担心太过残酷，她承受不了。

“为什么查爸爸的资料？”女儿默然不语。

21点18分，最后一站，张海超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天他挣了160元白班工资，还有夜班109张一元纸币，8个钢镚儿，半张一元纸币。这些都是他的。

他把车开回公交场站。新密入睡了，张海超驾着明亮的公交车在街道上穿行，他轻点油门，车像人一样悄悄走路，又偶尔咳嗽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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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北郊“郫都区”，万达广场对面一处简陋的停车场，两台印有“美团租车”涂装的白色桑塔纳，停在布满瓦砾的土地上。

电子围栏围绕着城中心划出一道不规则的六边形——在这个区域内，用户可以把车停在任意一条合法的马路上。美团的运营人员，负责从大街小巷找回这些车，把它们清洗干净、加满油，再开回本地20余个固定停车场。

在南京试水打车业务后，大流量平台美团对于出行市场的野心扩张到分时租赁领域。2017年结束前，美团在成都郊区投放了200台大众桑塔纳、朗逸，开始小规模运营分时租赁业务。

在美团前后，滴滴上线“分分租”业务，摩拜在贵州试水分时租赁，神州将推基于门店的分时租赁服务。初创车企“车和家”与法国分时租赁运营商 Clem达成合作，威马投资了哈罗单车，宣布布局共享汽车+单车市场。

叫共享汽车也好，分时租赁也好，大流量平台的入局，让这个存在了多年、多年来几乎处于静态的市场，被猝不及防地推成了下一个可能的出行风口。

这个“疑似”风口，正被资本下注。2018刚开年，以奔驰smart作为营运车型的途歌完成了2600万美元B+轮融资，海益得凯欣基金领投，海纳亚洲、真格基金跟投。这是这家公司14个月里拿到的第4轮融资。在此之前的1个月，深圳分时租赁公司Pony Car也宣布完成1年内的第三轮融资，总额2.5亿，创下了分时租赁单笔融资最高纪录，由地产商华夏幸福基业旗下“知合出行”领投。

“共享”+“新能源”的两大概念，还引来了试图大力扶植电动车的国家队、着急布局新能源车的车企入场。上汽控股51%的EVCARD，以及首汽旗下Gofun出行，是中国市场的领跑者。Gofun还刚宣布获得了大众、奇瑞新能源的2.14亿元A轮融资。在中国，车企和国家队是分时租赁市场的主力玩家。但他们并没有跑到真正的安全区，也没有与身后的竞争对手拉开绝对差距。

与此同时，很多公司已经死在了半路上。不久前，曾经用宝马i3作为营运车的分时租赁创业公司EZZY倒闭。不过，创始人付强在创业失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重新面对媒体时，他为同行打气：“今天我们失败了，只能证明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并不代表共享经济的失败，更不能说明共享汽车的失败。”

围绕着分时租赁一直有两派言论：一种说法是，未来10年，“使用车”将代替“拥有车”成为城市出行的主流。在自动驾驶技术的加持下，分时租赁的前景不可低估。

另一派则认为，分时租赁只是政策利好、产能过剩和“共享一切”概念催生的伪风口，商业模式至今说不通。

1 蹭电、麻烦、算账

首汽“Gofun出行”的一台白底绿色涂装的共享汽车，因为停在了上汽控股的“EVCARD”的停车位上充电，被后者用大铁链子锁住了车轱辘。

Gofun的运营人员发现这个情况，打电话到EVCARD的客服部门沟通未果。最后，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把大钳子绞断铁锁链，为这台电动车恢复了“自由”。

不久之后，在成都市政府组织的一次共享汽车城市管理会议上，两家公司的城市经理碰了个面，正面“交流”了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的车，停在我们的车位上，还蹭我们的充电桩充电。”EVCARD成都负责人李贤利开门见山。

“你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下面的兄弟挪开行吗？我干嘛去蹭你的电，都是公司的钱。”Gofun成都负责人毛非回答。

在政府的会议室里，毛非解释，车停错位置是用户行为，他可以调度，但没办法完全约束。这个方案，显然没有让李贤利满意。停车位是他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充电桩是他花费2周时间建设好的。用户找不到停车位会投诉，他每个月的电费都对不上帐。

两个城市经理僵持着，一方发出严重警告，另一方摆出放马过来的架势。问题的性质，从“蹭电”，一路上升到“国有资产流失”。

政府的官员坐在对面观看，没有插手，也没有插嘴。

成都另一家分时租赁公司“盼达用车”的城市经理曾浩也在一旁观看，间或打打圆场。

EVCARD和Gofun，是目前中国分时租赁市场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前者由上汽控股51%，在全国40个城市投放了2.4万台车。后者背靠首汽集团，主力投放始于今年3月，目前在21个城市拥有1.5万台车。

除了EVCARD, Gofun, 美团，盼达，在成都试水分时租赁的公司大概还有五六家。这个地势平台开阔、文化休闲包容而且不限牌照的城市，打车大战的时候曾经是Uber的根据地，限制网约车牌照时也态度开放。如今，这里是中国最活跃的分时租赁市场。

李贤利记得，EVCARD刚刚开始在成都开拓网点的时候，成都的街头还看不到共享单车的踪迹。半年之后，他们正式上线分时租赁业务，橘色、黄色的密密麻麻的单车，已经将这座城填满。

“单车对我们触动非常大。”EVCARD董事长、上海国际汽车城董事长荣文伟说，“实际上我们走在共享单车前面。但一夜间，共享单车全来了。”

除了扩张的速度，共享单车触动荣文伟的，还有这个模式对整个产业格局的打破和重塑。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单车似乎只有颜色的不同，没有品牌的分别了，品牌商沦为了共享单车的供应链。这让荣文伟相信，或许有一天，共享汽车也会在用户和车企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与共享单车相比，共享汽车复杂太多了。

在Gofun总裁、COO谭奕看来，共享单车的绝大部分问题可以用资本解决——投车、损坏处理、潮汐调度，门槛都不太高。而共享汽车，在此基础上还要开拓网点、为车充电/加油、洗车、处理违章......Gofun和EVCARD吵架的充电桩和停车位，就是诸多复杂事件中的一桩。

共享汽车的扩张除了资本之外，还受到车、桩、位、路等诸多条件限制，“那么多因素卡着它，想快也快不了。”谭奕对36氪说。

在陆正耀看来，与滴滴这种轻资产的互联网平台相比，分时租赁是重资产运营，资产投入大、变现能力差、风险大，因而门槛更高。这也是滴滴、美团、摩拜，只是在小规模“试水”，至今未有大的动作的一个原因。

做了13年汽车租赁生意、神州租车的创始人陆正耀对36氪说，自己很早就开始关注分时租赁了，但一直在观望。坐在神州总部，半开放会客厅的茶几前，他翻开笔记本，给36氪算了一笔账：

一台车一天跑3单，创造200元的收入可以把成本收回；

其余的时间，这台车如果停在停车场，会产生停车成本；

如果调度到出行数据活跃的位置以提高用车效率，会产生运营成本。

无论使用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自己运营还是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固定网点取换车还是随意停，分时租赁都“算不过账”。

2 停车费388元，收入60元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南口边，有一个途歌的合作停车场。

途歌定位中高端，使用奔驰smart、奥迪A3等车型运营。因为使用燃油车、无需充电桩，它允许用户在规定区域内“任意停”（free-floating）。一位重点考察过途歌的投资人告诉36氪，从用户的角度，他认为途歌的驾驶体验超出同业。

途歌和这个停车场的合作是这样的：如果停车场内的途歌车辆等于或少于3辆，那么用户从停车场开走车就不用交停车费。一旦大于3辆，用户本人就要正常缴纳停车费——第一小时10元，此后每小时15元——但提供凭据、银行账号后，途歌在一周后报销打款。

在这个停车场里，36氪开出了一辆途歌的车，交了388元停车费，这辆车已经在这个停车场里停了2天。“你真要开走啊？”停车场收费员略感疑惑，因为很多人一看要垫付停车费就干脆不开了，“挺麻烦的，得交银行账号，等报销还得一星期。”他建议不如开走其他几辆车，停车费便宜点，160元，停了1天。

这些车里包括36氪当天早上开来的那辆，横穿北京20公里，付费近60元，价格没有明显优势，与打出租车相当。即使不考虑油费、折旧成本，仅仅考虑到这辆车停车一天的停车费用，就意味着这辆车当天亏了至少90元。

36氪联系了途歌的创始人王利丰试图采访求证，对方表示不予置评。

当然，小城市的停车费比大城市便宜，而且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无需付停车费的地方，但停车费依然是一笔值得被仔细计算的成本。

上述曾经考察过途歌的投资人，他还考察过另一家注重用户体验的公司：用宝马i3作为运营车辆、并最终倒闭的EZZY。这两个项目最终都没能走到这家基金的上会流程。“跟进延展性盈利模式验证情况，突破总体亏损预期后考虑投资。”这位投资人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一台共享汽车在停车场久停无人问津，也无人调度，这种情况似乎不是特例。“任意停”，虽然方便用户出行，但成本极难控制。如果用户把车开到荒僻的街巷、停车费昂贵的CBD商圈，调度或停车的成本都需要平台方承担。

谭奕对36氪推测，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大概率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足，人员管理低效，甚至有可能是底层运营人员与停车场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分享停车费。

在蔚来资本合伙人张君毅看来，一些创业公司选择用租赁来的燃油车运营、不计成本随意停，实际上带有“to VC”的性质。一些基金的特点是看收入，对成本控制相对宽松。燃油车运营效率相对电动车高一些，收入上更好看。

在分时租赁市场，使用燃油车运营的公司不在少数。美团，神州，途歌，EZZY……除了神州，均不持有牌照。他们与厂家谈价格，以融资租赁的形式从租赁公司租车，用做分时租赁。

神州陆正耀将商业的基本逻辑概括为两点：成本结构、用户体验。他认为单纯的分时租赁业务，成本结构不合理，用户体验则根本谈不上——大城市拥堵、停车难，开车不是享受，出行有很多替代方案，分时租赁不是刚需。

这话不全对。虽然分时租赁燃油车车费与打车相差无几，但目前分时租赁电动车的市场价格，与打车相比便宜很多，用户有用它的“刚需”。

3 燃油车、电动车

从成都双流机场，到美团试水打车的郫都区，36氪驾驶EVCARD一台北汽EC180前往。分时租赁1分钟0.5元，全程40公里59分钟，总共29.5元。这段路打出租车大概需要107元。

便宜这个法则在中国屡试不爽，即使体验有点糙。过去的一年，Gofun使用5万档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运营，两周洗一次车，EVCARD，盼达情况类似。与途歌不同，用户体验不是Gofun现阶段的业务重点。谭奕知道，用户对于这些车的驾驶体验、清洁程度有抱怨，但优先照顾用户体验，可能会牺牲扩张的速度、增加运营成本——这两点，都会导致公司死在半路上。创业公司EZZY的倒闭就是前车之鉴。

“我们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成本管理没有做好。”EZZY创始人付强曾对媒体表示。

不过，目前分时租赁市场的新能源车，续航里程都在100多公里左右，用车效率则比燃油车差得多。谭奕告诉36氪，Gofun的订单平均里程为45公里，相当于一天只能跑2单。剩余的30多公里，很多用户是不敢下单的，因为里程焦虑。

一天究竟能开几单、收入多少，是这门生意的一个关键指标。

此外，新能源车市场刚刚起步，二手车几乎没有残值，电池梯次利用的成本需要公司自己承担。张君毅告诉36氪，蔚来资本投资的分时租赁项目，内部的财务处理都是3年营运期，退役后折旧到0。

关于这一点，投资人和创业者都有预期的。这也是大部分新能源共享汽车，都选择5万档车型的原因。“我用电车，即便残值是0，跟它（一些燃油车）差不多。”谭奕说。

蔚来资本在分时租赁领域投资了不止一家创业公司。蔚来资本合伙人张君毅告诉36氪，这些公司有个共性：用新能源车作为营运车辆，自己持有车辆和牌照——特别是限牌城市的牌照。

在张君毅看来，分时租赁是个早期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大，作为财务投资人，不得不考虑项目陷入困境、考虑出售，或是遇到行业洗牌怎么办。那时，一家分时租赁公司最值钱的资产就是牌照、车位和车辆。行业发生整合时，有话语权的会是资源拥有方。

“李斌和我，我们认同一点：千错万错，稀缺资源不错。限制牌照城市的牌照资源，一个良好的运营体系和团队是最可贵的。在分时领域，我并购轻资产公司有什么价值？毕竟企业最终只能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主要运营。比如滴滴并购快的和优步，除了消灭一个竞争对手，战略意义何在？”张君毅说。

张君毅认为，随着未来市场逐渐成熟，用新能源车作为营运车辆的商业模式会走通。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政策支持。政府对于商业公司在城市中投放大量燃油车，只会有阶段性的容忍。

出行关系国计民生，汽车是经济命脉，新能源车又是国家战略。张君毅相信，政府之手，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4 国家意图、战略意图、财务意图

对于EVCARD董事长、上海国际汽车城总经理荣文伟而言，分时租赁的生意是一项“政治任务”。

2010年G20清洁能源部长会议上，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打造“电动汽车示范城市”的计划。回国之后，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荣文伟：由上海国际汽车城牵头，让电动车在上海街头先跑起来。

荣文伟到欧洲、美国考察了一圈，发现了分时租赁的模式，在国外叫“car-sharing”（汽车共享）。他为了与滴滴、Uber等网约车区隔开，从中文里找到了“分时租赁”四个字。

荣文伟最初并不想自己做分时租赁。汽车城在产业链中扮演的是“搭台子”的角色，“唱戏”不是优势。他曾找到传统租赁公司赫兹、一嗨，希望由他们牵头推广分时租赁，承诺予以一定的补贴优惠。两家公司都拒绝了他，理由和陆正耀一样，“算不过账”。

实际上，荣文伟认为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全世界的分时租赁公司，至今为止都没有一家达到盈亏平衡线。但“任务”的特点就是，你没有太多选择。市场化的公司不肯做，国家队就不得不亲自上场。“我们觉得应该上演的，但是没有人演，我们就冲上去演一演吧。”荣文伟说。

2014年9月，汽车城孵化了分时租赁项目EVCARD。前期起步艰难，在自己担任管委会的汽车城里，EVCARD3个月只拿下5个网点，他们原本计划拿下50个。

正式投车之前，荣文伟把负责网点开拓的人叫到办公室里开了个会，讨论是否要放弃。最后，他还是咬了咬牙决定坚持。“我做都很难，其他人做更没优势。”荣文伟说。

EVCARD在上海投放了800多台车，运营了1年多后，在本地有了一个竞争对手。车企上汽在内部孵化了一个名为“e”享天开的分时租赁项目，投了100多台车在上海试水。

上汽是汽车城的头号“居民”，两家公司的领导，抬头不见低头见。终于有一天，政府的官员给他们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别打了，两家都是国企，合一合吧。

2016年6月，在上海市政府的撮合下，EVCARD与e享天开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环球车享”，由上汽控股51%。EVCARD的品牌保留了下来，荣文伟担任董事长。

出于城市管理、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荣文伟认为合并对两家公司都是好事。“本来大家就不赚钱，打到最后只能赔的更厉害。”荣文伟说。此外，上汽每年有几百亿的利润，足够支撑分时租赁早期的亏损，经营上有保障，“你换个小公司，肯定挺不住。”

在EVCARD和e享天开正式合并的几个月前，首汽Gofun上线了。在此之前，首汽请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做了半年出行领域的咨询，在首汽租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首汽约车，抢占滴滴在专车市场的份额，半年后又推出了Gofun，探索分时租赁市场。

多年来牵头给首汽集团做咨询的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就是后来加入蔚来资本的张君毅。2017年11月，蔚来资本与百度资本、丝路华创联合投资了首汽约车7亿元。

在张君毅看来，出行战场的下半场靠资源。十九大之后，大的资金一定会倾向于头部蓝筹。首汽的团队是首旅集团“最市场化的部分”，“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作为推广品质出行的国企，在地方政府和各资源层面前受到的对待会比较友善。“蔚来资本坚信到出行市场绝对不会一家独大，被一家利用不合规牌照红利的寡头垄断。”张君毅说。

车企是另一股“不计代价”的力量。

2015年初，奔驰分时租赁品牌Car2Go宣布进入中国，负责这个项目落地的也是当时罗兰贝格的合伙人张君毅。他为戴姆勒挑选了重庆、深圳两个城市。重庆是个山城，对A0小车比较偏爱，有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的支持。而深圳建有戴姆勒和比亚迪的合资公司。张君毅认为，那个时候，车企做分时租赁的主要驱动力就是推广品牌和售车。现在，他认为他们正逐渐把出行作为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们现在是各大车厂都是优质客户。”盼达用车CEO高钰告诉36氪。在中国，新能源车是国家战略，车企和分时租赁公司的合作就更加密切。

“优质客户”的权利，包括采购车辆免收补贴的保证金等。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运营车跑到3万公里可以申报国家补贴。高钰告诉36氪，盼达的车在一些地区，跑到这个里程只需要半年。这意味着，车企在半年之内就可以申报国补，财务上会有很好的表现。

到了2018年，随着补贴退坡，双积分政策开始推行，车企对于分时租赁公司或许会更加殷勤。

关于中国市场，一些车企做分时租赁的初衷，坊间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2016年，国家对新能源车企“骗补”的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处、整顿。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车企开始做分时租赁，把生产出来的新能源车做营运，消化车源。一些地方性的分时租赁公司，创立的早期其实是带着原罪的。

在中国，地区性的分时租赁公司有上百家。

多位出行领域的投资人向36氪提及：对于股东背景以车企为主的分时租赁公司，财务投资人的利益可能很难最大化。部分车企把分时租赁公司当做了销售终端：“生意好的时候，我让你随便买什么车。生意不好，你帮我消化点车源。这个公司最终赚钱不赚钱不重要。”

5. 理想倒进实现

2017年最后一个月，在成都春熙路时尚、潮流的地标商圈，续航270公里的宝马i3停成一排。宝马分时租赁品牌ReachNow进入中国，选择了EVCARD作为合作方，负责本地市场的联合运营。

EVCARD在产品中上线了ReachNow的入口，截止到目前开拓了12个网点，投放了50台宝马i3试运营——他们需要自己购买这些车，李贤利告诉36氪，宝马开出了低于行业的采购价，会参与利润分成。

EVCARD一位工作人员告诉36氪，一些高档商场和酒店，原本EVCARD 5万档的新能源车是很难进入的，但如今，他们对宝马i3开放了停车位。这也是EVCARD与宝马合作的目的——提升品牌形象。

Gofun也计划在2018年上线包括宝马i3在内的一部分中高端车型，对品牌进行升级。谭奕认为，分时租赁公司从中高端细分市场切入的做法，不理性也不经济。但他们也确实让整个行业看到，高净值客户对于分时租赁是有需求的。竞争对手已经跑出了这个市场的议价空间，这个时候跟进会比较保险。因此，2018年，谭毅决定把目标用户往上层沿一沿。

以传统汽车租赁生意起家的神州，不久前刚刚宣布布局分时租赁业务。“为什么我们早没做？因为单纯做分时租赁肯定没戏。它是车应用中的一个小场景，构成不了一个独立的商业模式。”陆正耀说，但如果把分时租赁作为整个战略的一部分，与神州传统的租车、专车业务整合在一起，是有机会完成商业闭环，把资产盘活的。

在汽车出行领域投出数家独角兽、愉悦资本的刘二海，说话比较客气，他觉得分时租赁“试试总是可以的”。他在这个领域看过一些项目，不过至今没有投资任何纯粹的分时租赁公司，且现在还不会考虑投，因为“资产效率真的需要认真计算”。

跟随了神州11年的投资人、愉悦资本合伙人刘二海，认为神州做分时租赁，在既有业务基础之上扩张是有机会的。但愉悦资本目前还没有任何投资布局。刘二海看过一些项目，认为分时租赁作为一门单独的生意，“资产效率真的需要认真计算”。

“尝试一下总是可以的。充电宝大家还尝试呢，你不能不让大家尝试。但至少今天，这个商业模型，我觉得还没有得到验证。”刘二海说。

谭奕认为，这门生意只是在早期阶段必须按照租赁的模式去做，但这绝不是这门生意的本质。

加入Gofun之前，谭奕曾经在安徽芜湖一家小公司做过分时租赁。只做本地市场，小规模投放了数百台车。谭奕认为，这种“局部开花”的现象是阶段性的。小公司可以把本地市场做透，但没有对外扩张的能力，一旦行业出现大玩家，同时掌握与上游主机厂谈判的能力，争取到政府的资源支持，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又跑出了城市运营的方法论，把业务下沉到地区市场，小公司“遍地开花”的时代就会过去。

谭奕认为，可能最快明年，分时租赁市场就会拉开差距。首先会是模式的差距，然后是规模的差距。

“你一定不能当租赁公司养大。你必须奔着科技化公司发展，而不是靠操作，去养一个又肥又臃肿，没有头脑的笨蛋出来。”谭奕说。

不久前，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相关政策，谭奕认为，这将对分时租赁行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出行领域的数据，与自动驾驶无人驾驶、高精地图等先进科技息息相关，未来的商业模式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盼达用车CEO高钰认为，分时租赁的未来是“场景驱动服务找人”。当无人车可以自动驾驶找到用户的时候，运营的瓶颈就被彻底击穿了。

共享汽车像人们的私家车一样，方便出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谭奕看来，理想最终可能发现是“倒着实现的”。在模式跑通之前，基础性的工作还需要做，数据也没到变现的时候。

“这是最黑暗的时候，你必须得跑出去，先活过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