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追寻文物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公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
在日本有多少中国的文物？
谢邀。很多人只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掳掠了大量中国文物，却不知道还有大量文物是被中国商人低价抛售给外国买家的，更不会有人知道，日本也拥有大量中国文物。一般说来，日本所拥有的中国文物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随着古代中日交往而获得的，第二是在清末低价收购的，第三则是在抗战时期搜刮的。具体的就让子渊为大家一一介绍。
众所周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两国自古就有着文化交流，从东汉皇帝赏赐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中国文物就不断流传至日本，算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众多中国文物艺术品中，日本人最喜欢的就是瓷器、佛像、书法这三样。随着唐宋时期遣唐使归国与中国僧人访日，无数珍贵瓷器和精美佛像东渡，而王羲之、怀素等书法大家的墨迹摹本等也被一并，日本贵族迅速为中国文化所折服。
▲日本遣唐使至于茶道等文人审美趣味的传入，则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一股茶艺风潮，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正是因为有如此历史渊源，20世纪初的日本上层主流对中国茶具瓷器的兴趣远远大于其他珍宝，而且日本人对色彩极简的宋瓷颇为痴迷，而不像欧美藏家那样，偏爱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瓷器。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文物珍品流向世界，其中瓷器主要流向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比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来沪行商，据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记载，回国时他在沪上古玩市场花低价就廉价购买了一批元明清书画作品，这些文物都是逃避战乱的中国东南各省难民所出售。▲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潇湘卧游图》从此之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通过“正常”的古玩贸易流入日本，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左右，在华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就有50多人，主要分布与天津、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凭借这些城市的便利交通，他们可以随时将“购买”而来的中国文物，卖往日本、美国等地。
当然，也有着一些中国古董商人在发现商机后，主动将藏品送至日本出售，比如留学日本的著名藏书家董康，他曾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将自己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永乐大典”中的17册，卖于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曜变天目茶碗相比起那些花低价收购文物的古玩商来说，还有一些日本人的行为更加恶劣——他们通常是喜爱游玩的古玩商与探险家，通常直接到中国内地城镇搜购文物，如臭名昭著的大谷光瑞，就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
在西域高昌故址，他盗得墓志、题记12方，江藤涛雄则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了大量珍贵的佛教造像、瓦当等古物，时人张扶万在其笔记中曾载，阎甘园家中所藏石铜佛像乃是六朝铜像，东洋人极其看重，最后以万元高价购买之。▲侵华日军剧照除去民间人士之外，日军也肩负着搜刮文物的“重任”。比如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曾入侵辽宁海城，掳走三觉寺明清石狮一对，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也被日寇掠往日本——这块刻石记载了唐王朝册封渤海国的全部过程，是中原王朝对辽东地区进行统治的重要实物见证，但日寇却将其献给大正天皇，至今仍藏于日本皇室内库。
“七七事变”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干脆专门在师团一级设置“文物搜集员”，以搜索占领区的中国文物。在这些文物强盗的“辛勤工作”下，一批具有非凡价值的中国古文物被迫东渡日本，虽然，抗战后虽然有一部分被中国政府追回，但仍有许多流落至日本民间，从此杳无音讯。▲日本泉屋博古馆外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收藏家有很多都曾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实业家，充满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在晚年纷纷选择将收藏的中国文物悉数捐赠给国立博物馆或是私立博物馆珍藏，为此还先后建立起十余家专门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其中陈列上千件都可列为一级国宝。
